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恢复了原有的行政10级待遇，开始了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对于今日的许多年轻人而言，姚登山这个名字或许显得颇为生疏。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段特定时期，他却一度声名鹊起，因贪婪而失去理智，自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与“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崛起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在共和国的外交史上，他留下了令人瞠目结舌、丑态百出的不雅篇章……
“三八式”成为新中国外交官
姚登山，1918年诞生于山西襄汾，出身贫寒，仅受过高小教育。1935年，他投身于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军阀部队，以此维生，历任班长、副小队长。1938年，抗战爆发之际，姚登山年满20岁，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遣至213旅担任中队长一职。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他积极动员群众，创建了地方武装力量——襄陵自卫队，并带领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作战。在山西襄陵的汾东地区，他指挥游击队，英勇无畏地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和伪军的进攻，先后担任过大队长、教导员及副政治委员等职务。
1945年，随着抗战的胜利，姚登山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率领襄陵独立团投身于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序列。该独立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2军，姚登山同志则身兼团长与政委的双重职务。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于东单外交部街33号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成立。此后，中央从军队中精选了一批经过长期战争锻炼、政治上值得信赖的军官，他们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的要职。而兵团级别的将军们则被委以重任，担任驻外大使，师团级干部则被选派为驻外使馆的政务参赞以及一、二等秘书。
周恩来曾对外派国外的外交官们深情地告诫：“你们这些同志，经过中央层层选拔。如今，你们褪去军装，投身外交领域，虽放下武器，但文辞的较量依旧不容松懈。”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干部们亦被亲切地称为“身着文装的解放军”。
姚登山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调入外交部。彼时，他担任成都部队第18兵团第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代理主任。1950年2月，他被调往北京，参加了军委武官训练班。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至外交部工作。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的一等秘书及参赞。到了1955年4月，他又被提升为外交部西欧司的专员。
1957年四月，我担任了驻锡兰（现更名为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参赞。次年三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的副司长。1966年三月，我又被派往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参赞一职。随着中印关系趋于紧张，我国政府于四月七日决定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并由姚登山先生接任使馆的临时职务。
1967年4月22日，印尼军警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实施了包围、封锁及强行冲击，且蛮横地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及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对此公然践踏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肆意破坏两国间的友好关系。面对此行径，中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了最为紧急且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及参赞苏玛尔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自此，中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冰点。
归国四月有余，他紧随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与戚本禹，投身于造反派行列，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推翻陈毅的斗争，四处煽动风潮，介入了中央外交权力的篡夺，公然顶撞周恩来总理，欺凌其他革命群众。他气势嚣张，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姿态令人侧目。
遗憾的是，美好时光转瞬即逝，姚登山的政治生涯犹如流星划过天际，仅维持了短短四个月（自1967年4月30日至9月1日）。然而，时局突变，四个月后，他家中屡遭红卫兵的抄掠，不敢踏进家门，并多次遭受学生的批判（1967年9月1日至10月26日）。
他在外交部及其下属的三个“五七干校”中，经历了长达三年多的群众批判与隔离审查，时间跨度自1967年9月14日至1971年6月11日。随后，他因被司法机关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而入狱，服刑九年有余，直至1980年8月。总计，他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整整十三年，从1967年9月起至1980年8月结束。
短短四个月间，姚某从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璀璨明星，如同流星划过夜空般迅速攀升，直至实际执掌外交部权力的显赫位置（民众戏谑地称之为“姚登天”）。然而，转瞬间，他却又遭遇了从云端跌落的命运，变成了众矢之的，备受批斗的“阶下囚”。
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我国亚洲邻邦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后的首任总统苏加诺的领导下，他怀揣着宏伟的愿景，立志成为新兴力量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他在印尼推行的政策偏向左翼，与我中华亲密合作，与西方世界的美国等国家保持距离，同时亦准许印尼共产党在国内合法存在。
昔日，印尼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行列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党员数量高达百万之众。党的最高领导者艾地，不仅担任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要职，在苏加诺政府内阁中亦身兼部长之任。
然而，印尼当前的状况与美国在东南亚推行的政策相悖，因而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从中挑拨离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以苏哈托（时任雅加达城防司令）和纳苏迪安为首的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其一举一动既颠覆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合法政府，又对印尼的华侨、华裔及印尼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传闻，苏哈托当年所屠杀和囚禁的共产党成员数量超过了百万。
1967年4月22日，正值印尼暴徒猖獗冲击我国大使馆之际，时任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带领使馆全体人员英勇捍卫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尤为突出的是，馆内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彰显了无畏的英勇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敬与赞誉。
姚登山（右一）亲自前去看望了遭受印尼暴徒殴打而受伤的华人同胞。
4月28日，姚登山与徐仁总领事一同搭乘飞机，告别了雅加达，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大使馆之际，使馆全体成员整齐列队，热烈鼓掌，并用响亮的声音齐声诵读毛主席的著名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江青迎接归国参赞姚登山。
姚登山临时代办与徐仁在雅加达国际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及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大使和临时代办的亲切欢送。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亦莅临机场，共同送行。在启程雅加达之前，他们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宴会。
4月30日，姚登山等一行人抵达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要员以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现场还有数千名群众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况。
4月30日，姚登山一行人抵达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姚氏归国次日，于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五一”焰火晚会。在周总理的引荐下，他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随后，林彪与江青亦莅临现场，四人合影留念。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大幅照片（如图所示）：姚登山一只手臂紧挽毛主席，另一只手则轻抚江青，他站立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神态自若，气宇轩昂。
对于拍摄出如此照片的人来说，头脑早已陷入混沌，想要保持清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姚登山亦然。随后，国内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勇事迹。
1967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
姚登山误入歧途
1967年五月，正值文革高潮迭起的时刻，外事系统内部分激进的派别组织，公然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他们纷纷张贴大字报和标语，言辞激烈，如：“周恩来，身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绝非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忠实盟友，亦非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炮轰周恩来，并非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炮轰周恩来，正是当前运动的正确方向！”此类口号比比皆是。
5月3日，自信握有深厚政治资本的姚登山，拜访了外交部内的“革命造反联络站”（亦称“打倒陈毅派”，以下简称《联络站》）的核心组织。他向《联络站》提出请求，希望获得前往“中央文革”机构的机会，并希望能就抗暴主题进行专题报告的安排。
5月5日，他在关于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我国驻印尼使馆的全体同志，以及印尼国内的广大爱国侨胞，共同掀起了一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们高扬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勇敢地投身斗争，无畏地进行反抗，坚定地投身革命，无畏地反抗印尼的反动势力，无畏地追求胜利。他们屡次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光辉灿烂、力量无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联络站》的核心团队现场接纳了姚登山，将其纳入成员之列。姚登山欣然同意，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声名显赫的“造反派”。随后，他成为了“打倒陈毅”这一造反派的领头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与戚本禹也看中了这位“红色外交战士”。在外交部的“夺权”风波中，他们共同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共同上演了一出“夺权”的丑剧，企图攫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然而，他们的恶劣行径最终宣告了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自食其果。
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团激进的二十余名学生，不顾外交部门前警卫的劝阻，强行闯入位于东交民巷15号的我国外交部（此处为对外办公与部党委的办公地点），于院内张贴了“打倒陈毅”的巨型标语和漫画，发放传单，并树立了仿造陈毅形象的稻草人，诬称“外交部内部藏有大鬼”。
他们以辱骂与暴力对待试图劝阻的我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指责其为“洋奴”，并诬称“外交部是卖国机构”，还声称其执行了“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他们擅自闯入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的工作室，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办公。这些激进的学子封锁了外交部的大门，禁止任何人进出，导致我国的外交活动被迫中断了整整三天。
8月5日清晨，一群印尼暴徒乘坐卡车强行撞开了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高喊反华口号。他们手持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对我国的4名外交官及工作人员进行了攻击，致使他们受伤。此外，暴徒们还砸毁了大使馆内所有的家具和设备，并放火烧毁了馆内的两座建筑。
消息抵达北京，激怒了一批造反派，他们纷纷涌向印尼驻华大使馆，举行示威并试图冲击。外交部工作人员及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官兵，接到消息后迅速赶赴现场。在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下，他们努力说服那些闯入大使馆的民众撤离。
少数民众无视劝告，再次强行闯入我国大使馆，并对南院大楼内部设施进行纵火焚烧。上午9时左右，消防队伍成功扑灭了大火。周总理在接到报告后，明确指示绝不允许造成人员伤亡。卫戍区随即增派兵力，在东城区礼士胡同的印尼驻华大使馆周边部署了大量的解放军战士。
8月7日晚9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第一把手)、王荣久（第二把手）、王和兴（业务监督负责人）和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等七人。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宣称“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妄图整垮“革命造反总部”。
这场发言在外交部及外事部门引发了强烈反响，造成了恶劣影响。王力表示：“外交部在运动中遭遇重重阻力。外交领域常常被夸大，让人觉得难以触及。别人无法涉足的领域，却被视为高不可攀，甚至被神秘化，仿佛只有少数专家才有资格涉猎。难道外交真的如此困难？在我看来，处理红卫兵内部的矛盾问题比这更为复杂。难道红卫兵就不能参与外交工作吗？”
此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的科员卞东珠，以“新愚公”战斗队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大字报，呼吁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与此同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吴昂等人亦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毫书写了大标语，鲜明地表达了对姚登山担任外交部长的强烈诉求。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号召数万名民众汇聚在英国代办处门口，共同举办了名为“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的活动。活动结束后，由于英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答复最后通牒，众多造反派和民众毅然冲破警卫战士的阻拦，涌入英国代办处，纵火焚烧了办公楼及汽车。这一事件，自建国以来震惊国内外，成为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英勇地率先突破西墙防线。在22时40分，众多群众组织纷纷向英代办处的正门发起猛烈的冲击；仅仅十分钟后，来自各高校的红卫兵队伍又成功翻越了北墙。不久，从三面涌入英代办处院内的民众已累计数百人之众。
造反派迅速涌入代办处的东、西两院，随即点燃火种。瞬间，火势猛烈，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以及7辆汽车均被熊熊烈火吞噬；西院楼内的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勇扑救，同时从火海中成功救出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注：彼时，港英政府在香港拘捕了数名中国记者，并封闭了数家报社。我国外交部西欧司内的造反派分子编造了一则“四十八小时通牒”的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释放被捕记者，否则将采取相应措施。然而，英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48小时期限过后，火烧英代办处事件随之爆发。在此之前，外交部内的造反派曾提议总参谋部派遣一个营的部队靠近香港，但此提议被总参谋部否决。）
8月23日凌晨三点，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以及兼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谢富治副总理，紧急召见了外交部《联络站》及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涉及外事领域的群众派别代表。
周总理情绪激动地斥责道：“外交主权被中断了四日，这样的权力怎么能随意剥夺？我曾反复强调，但你们却充耳不闻。‘北外造反团’将权力授予外交部，这种行为岂非荒谬？他们设立指挥部，由中央授权给外交部的联络站，联络站随后发电报，对陈、姬、乔等人进行定性。四天时间，副部长和部长助理被围困，无法正常工作。今日竟然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我们难道还要不要国家的尊严？”“这是对中央的不敬。”“若再不发声，便是背叛了毛主席。”随后，他下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团”立刻撤离外交部，并宣布封条无效。
英国代办处遭焚事件，对我国家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外交往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以妥善处理后续事宜。1971年2月，我国外交部出资完成了对英国代办处房屋的修复工程。24日，英国代办处为此修复及搬迁事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
我国代表未在此事件中提及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亦未对其修复表示祝贺。周恩来总理就此事件对外交部领导进行批评，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乃少数不良分子所为，我国党和政府均不持此立场。对于此事件，我国应向英方作出明确解释，即使是在其他外国大使面前，也应予以说明！外交部负责修复并迁移英国代办处房屋，此事是我批准的，但在修复和搬迁过程中，你们并未向我汇报。
3月2日，在会晤英国新任命的驻华代办谭森之际，周恩来对其阐述了有关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他阐述道：“在那个夜晚，由我领衔，我们数人共同发出广播，呼吁包围代办处的人员保持克制，避免冲击与纵火，然而那些恶意之人并未听从。你们的代办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得以安然无恙。我们对你们能够搬回新址表示祝贺，修复费用理应由我国承担。”
代总长汇报，主席严令批判。
8月25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他将王力于8月7日发表的讲话稿交予杨成武，嘱其携带至上海，并转呈毛主席审阅，以获取主席的指示。当日上午九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的讲话内容，以及造反派倒陈毅、夺取外交部权力，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
8月26 日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毛主席接着对杨成武补充道：“请你转告总理，关于戚本禹的事情，要设法争取。同时，考虑如何将这三个人分开。不过，总理在处理时必须严厉批评，务必深入透彻。”杨成武一边聆听，一边记录，记录完毕后，检查无误后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记录，随后将稿件归还给杨成武，并肯定地说：“没错，就这样。”“立刻去执行吧。”
午时十二点四十，杨成武将军抵达北京西郊机场，随即直赴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他从怀中取出记录纸，宣读完毕后，将记录递呈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随即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于钓鱼台16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待所有人员到齐，周总理郑重宣布：“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策，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元凶，非我族类，应予以逮捕。”王力与关锋旋即被实施“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亦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此举无疑是对姚登山背后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政治罪行进行了最终的宣判。
8月30日，部分民间团体聚集于外交公寓前，举行集会示威，以表达对英国政府默许部分不法分子对我国驻英代办处进行暴力攻击、伤害我国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姚登山在得知此事后，迅速赶至现场，安排人员架设扩音设备，布置了揪斗现场，同时指示相关人员与新华社取得联系，请求派遣摄影记者到场进行报道。
在场的卫戍区负责同志建议“抗议书英方可派人递交，不要把（英国）人叫下楼来”。姚却极力反对，说什么“连此等要求都不能满足，实在有失体面，革命岂能如此行事？”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姚某指示外交部一名工作人员以礼宾司的名义拨通英国代办唐纳德·霍普森的电话，并要求其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门口接受抗议。
事后，竟有人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对他进行头部撞击，甚至扯拽其头发。姚某在外交公寓指挥了对英国驻华代办的揪打，从而引发了一起新的严重涉外事件。
姚登山在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食堂召开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把“三砸一烧”（即6月18日砸印度使馆、7月3日砸缅甸使馆、8月6日砸印尼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称为“革命行动”，狂妄地说“过去砸了就砸了，烧了就烧了。”
8月31日，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外交部《联络站》的核心组成员、姚登山以及部党委的各位成员。在此次会面中，总理对八月份发生的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明确否决了姚登山及《联络站》负责人所提出的“七人领导小组”的提议。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姚登山四处散播流言，煽动情绪。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此乃节外生枝，凭空捏造，旨在破坏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阴谋，实乃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周总理进而强调：“当前，国内极左思想和行动已波及至外交领域，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导致我的声音在国际上变得无力。”
9月1日，周总理及中央领导人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强调外事部门的工作已经完全偏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既定路线。同时，揭露了一小部分极左分子（恶劣的头目）在极左思想的驱使下，试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基。此外，他们还指出外事部门中潜藏着敌对势力，并对那些极左造反派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公开的判决，宣布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日下午，姚及《联络站》核心组成员中部分人预料学生会成员将前往抄查姚的住所。他们协助将姚家中电视、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至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自此，姚不敢于夜间返回家中。当晚11时左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对姚登山的居所进行了抄家行动（姚家首遭抄查）。
9月2日，姚登山家再次遭遇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学生的抄家行为（这是姚家第二次遭受此类事件）。姚登山当时藏身于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大楼内。
9月3日凌晨，姚登山家遭遇了第三次风波。在同一天，《联络站》以及“九·九兵团”的核心成员公开宣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大队”将前往外交部，意图将姚登山擒获。他们以“守护国家机密”的名义，煽动了一部分民众前往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进行姚登山的护卫行动，甚至将大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标语尽数撕毁。深夜10点许，姚登山家又遭遇了第四次争议。
9月14日，我国外交部对“王八·七讲话”展开严厉批判，同时，姚登山遭到外交部的正式“隔离审查”。驻印尼使馆迅速成立专门的“姚登山专案组”，对姚登山展开调查。
9月18日傍晚五点，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以及对外文委的相关领导干部、业务监督小组的成员和群众代表。姚登山亦受邀出席。在谈及姚登山的错误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对外斗争中表现出了勇敢的精神，我对你能力的评价是充分的。是我派遣你出国，也是我亲自来接你归国。我还将你推荐给毛主席，并且报纸上还刊登了你们见面的照片。然而，你却陷入了迷茫。你不仅影响了外交部的工作，还前往外贸部、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报告，而且四处奔波，个人主义情绪膨胀。身为司级干部，尽管你向我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进行检讨，但你并未真正认识到错误。”
周继续言道：“那日（即8月27日）上午，我在会见外交部联络站等机构代表之际，他们竟将我推至如此境地（彼时总理盛怒，怒至心脏病发作）。你置身一旁，默然不语，……就连我的医生都对此表示不满，大有反戈一击之势。你对阶级情感似乎已经淡薄。我对你的情感依旧。许多同志目睹此景，无不义愤填膺，而你却似浑然不觉，泰然处之，实在令人费解。”
9月24日凌晨4时，毛主席乘坐火车从南方抵达北京。此时，早已在中南海等候的王海容——外交部办公厅的一名科员——立刻向毛主席汇报了外交部运动的相关情况。在谈及王力的“八·七讲话”不受欢迎时，毛主席评价说：“王力的讲话实乃大大的毒草。”接着，毛主席引用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海容对古诗的内涵一知半解，却又不忍打扰主席，担心此举会打扰到他的休息。于是，她决定回外交部，邀请刘华秋——一位外交部办公厅的科员——一同前往，向她的祖父王季范老先生——一位国学大师，同时也是毛主席的表兄——请教。王老先生向他们透露，这两句古诗出自唐代诗人罗隐之手。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一致认为，诗中的“英雄”一词，或许是指王力。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公开发布了《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巨幅大字报。此后，外交部接连召开会议，并张贴这些大字报，致力于清除王力讲话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在每次的会议上，姚登山均到场接受批评与批判。
10月26日，姚登山不幸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押送至校，被迫参加了一场名为“彻底清算姚登山罪行大会”的会议。在会上，学生们将他斥为“外事口的政治扒手”。姚登山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交出了他的所谓“认罪书”。
在“认罪书”中，姚坦诚地表示：“我犯下了极其严重、关乎原则的政治错误。对于所犯的错误，我毫无察觉。反而误以为自己在衷心不渝地践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严格按照总理的指示行事。因此，长期以来，我未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未能察觉到自身的问题，认识过程极为缓慢。我的错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份检查我已撰写了十余日，这是第六次修改稿，仍显初步，深度不足。”
在所提交的“认罪书”中，姚详细罗列了自己的主要过错。结语部分，他郑重承诺将深刻吸取教训，痛改前非，不再掩饰错误，并决心重新塑造自我，走上正途。
首都红卫兵精心编撰的《揭露政治扒手姚登山》小册子
此后，姚登山在专为 他而设置的“学习班”中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并获准每晚回家。然而，1968年5月28日，他遭到了“隔离审查”的处置，不得返回家中。到了1969年11月18日，他被下派至湖北省外交部所属的“五·七干校”。
1970年2月10日，在开展“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湖北的“五·七干校”特意为姚登山举办了一次“学习班”，要求他交代问题。从11月30日至12月8日，共召开了九次大中型会议对他进行批判。之后，姚登山又被押送到湖南、江西和山西等省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在外交部“五·七干校”被群众隔离审查四年后，姚登山于1970年12月16日被押回北京。12月30日，外交部召开大会对姚登山进行了批判。
在上级的批准下，1971年6月11日下午，外交部于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来自外事部门及其他领域的逾一万三千名人士齐聚一堂。会议期间，外交部群众代表纷纷发言，揭露并控诉姚登山的“十大罪状”。现场气氛激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立即将姚登山逮捕并依法惩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现场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将姚登山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即刻予以逮捕。会议结束后，姚登山被监禁于秦城监狱，度过了近九年的牢狱生涯。然而，相较于其他不幸者，姚登山还算幸运，在他有生之年，相关政策得到了落实。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对姚登山的案件进行复查时，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刘振华副部长，当时主管政工工作，并在1988年9月荣获上将军衔，在党委会议上发表意见。他指出，尽管在外交部普遍认为姚登山品行不端，但仍需对他执行相关政策，明确问题所在，并作出相应的处理。他还强调，姚登山确实犯有错误，其中一些尤为严重，但这些错误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受到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毕竟，他已在监狱中度过了九年的时光，这足以让他深刻吸取教训。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期限自1971年11月起至1972年11月止。然而，当外交部宣布这一处分时，姚登山的察看期早已届满，故此处分对其实际影响已不复存在。
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恢复了其原有的行政10级待遇，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五年后，即1985年，他办理了离休手续。1998年，姚登山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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